帝国时代 — 伊朗高原的地缘结构及波斯帝国的崛起

在影响气候的几大要素中，纬度始终是最为重要的。只要不是海拔高到离谱，由赤道向两极气候逐渐变冷的规律，并不会受到挑战。也就是说，相比中亚地区，伊朗高原的年平均气温应该更高些。鉴于大家比较熟悉东亚核心区的地理结构，我们可以尝试着从东亚的秦岭——南岭，各自往西拉两条平行线，来更直观的判断伊朗高原的纬度。当我们真这样做了的话，很快就会发现，伊朗高原的绝大部分土地，都在这两条平行线之间。　　这是不是意味着，伊朗高原的气候环境，与中央之国的长江流域相类似呢？情况当然没那么简单。处在相同的纬度区间，只是让双方在气候带上，都处于“亚热带”的区间罢了。相比受太平洋季风影响，降水充沛的东亚大陆来说，看着与印度洋近在咫尺的伊朗高原，却并没有从印度洋那里得到什么恩泽。大部分地区，都是属于大陆性的草原、沙漠气候。这一点，和中亚地区类似。只不过，伊朗高原的气候类型前面，被冠以的是“亚热带”（如亚热带草原气候），而中亚则是“温带”罢了。　　其实被印度洋无视的板块，并不止于伊朗高原。与印度洋零距离接触的阿拉伯半岛，在从印度洋获得降水的问题上，也同样是咫尺天涯。至于为什么，等我们分析到伊朗高原的东南部，也就是曾经在国际部分出现过的俾路支地区时，就会有答案的。说起来，关于这个气候的问题，专业人士一定能够从不同层面，提出专业意见的。对于我们来说，明白伊朗高原总体是属于干旱的大陆性气候就行了。　　通常情况下，降水较少的大陆腹地（大陆性气候），是不受农耕民族喜欢的。能够适应这种环境，并充分利用那些耐旱草本植物的，是那些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然而，并非所有的大陆腹地，都不适合农耕生产方式。最起码在中亚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有足够的积温和可以利用的高山之水，那些河谷地带完全可以通过铺设水利设施，来发展“灌溉农业”。当然，由于受到水资源供给和地势的影响，你并不能指望这些农耕之地有太大的规模。星星点点存在于河谷、山前冲积扇中的“绿洲”，是这些在游牧重压之下生存的，农业文化的主要载体。　　以伊朗高原的纬度和所处的气候带上来说，应当会让它有着比那些中亚绿洲更高的年平均气温。虽然高度对气温也会有一定影响。不过，对于平均海拔与黄土高原相近的伊朗高原来说，这并不会成为他产生农业文明的障碍。　　事实上，就发展灌溉农业这点来说，伊朗高原要比中亚地区的地缘优势更大。因为与之相邻的两河平原，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最早进入文明期的地区。而这片即无森林，又无矿产（古典时期可以利用的，如铁矿），并且还与沙漠相邻的土地上，之所以能够产生两河文明。其技术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灌溉技术的利用。当两河之水，被引导着灌溉周边那些原本将被沙漠侵蚀的平原时。两河平原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也就迅速领先于周边板块了。　　基于伊朗高原与最初农业中心的位置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伊朗高原内部农业绿洲的开发，要早于中亚区。不过与中亚那些农业绿洲所遇到的问题一样，这些农业绿洲始终都处在游牧部落侵袭的压力之下。因为即使我们认定在卡拉套山以南的中亚地区，以及伊朗高原之上，应该是农业文明占优的的地区。但在大的板块位置上，这两个板块始终都是游牧区的包围之中。尤其是伊朗高原，更是要直接面对来自两个方面的游牧压力。北方来自欧亚草原上的那些更耐寒的，骑马游牧民族；以及南方阿拉伯半岛那些更耐热的，骑骆驼（单峰驼）的游牧民族，在不同时期都曾经入主过伊朗高原。用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的地缘政治结构来描述这种压力的话，我们可以将之认定为伊朗高原在同时承受突厥人和阿拉伯人入侵的威胁。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统治伊朗高原历代王朝的族群背景上看出。阿拉伯帝国的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突厥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塞尔柱帝国、花剌子模国、帖木尔帝国、萨非王朝、卡扎尔王朝，都曾经统治过伊朗高原。　　总的来说，伊朗高原所承受的入侵压力，主要还是来自于北方游牧民族。这一点，从突厥人建立的王朝数量也能看出。事实上，这种规律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地区。鉴于气候的恶劣程度，高纬度的游牧民族，总是更有兴许入侵并适应更温暖的低纬度地区的。相比之下，让阿拉伯人和他们的单峰骆驼，去适应低温环境就困难的多了。然而已经视伊朗高原为自己的领地的波斯人，也不用对这种北方压力耿耿于怀。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也是由欧亚草原入侵而来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沉淀而来的。只不过，他们来的比较早，并且更早通过“帝国”这种集权式的政治形势，确立了自己在伊朗高原上的种族、文化优势罢了。　　很明显，我们现在所说的，在三千年前从南俄草原进入伊朗高原的雅利安游牧部落，也并不是伊朗高原最早的土著。在他们之前，伊朗高原的土著在人种上，应该会更接近于阿拉伯半岛。也就是说，伊朗高原上最初的农业文化，并不是由雅利安人所创造的。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南亚次大陆。只不过，伊朗高原的位置，使得它在很长时间内，都能够持续不断的从欧亚草原吸收同种族的成员，并最终形成现在这种高加索人种特征明显的“波斯族”。而这些雅利安部落在入侵南亚次大陆后，在面对农业文明发达，人口基数要大的多（比之伊朗高原）的土著，就没有能力做到这点了。用“种姓”制度来进行种族隔离，以保证自己的阶级地位，是印度雅利安人适应环境所作出的选择。　　回到伊朗高原与雅利安人的关系上来说。作为最早大规模入侵伊朗高原的游牧民族，这些雅利安人在这片封闭的高原上，也必须适应环境，改变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这些雅利安人开始转向的定居，即使是仍然以饲养牲畜获取食物来源的部落，也逐渐转而采取的“畜牧”这种较稳定的生产方式。在被记录下来的波斯人历史中，其内部成员中既有从事农耕的部落，也有从事蓄牧的部落。换句话说，最起码在被我们划定为伊朗高原核心区的，水资源情况较好的西部地区，雅利安部落开始变成定居者了。对于文明的产生而言，定居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意味着你将有倾注更多的精力，提升技术以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　　当雅利安部落在伊朗高原完成土著化进程之后，我们再用“雅利安”这个源自语言学的地缘标签，来代指这些来自南俄草原的游牧者，就不太合适了。因为很快，这些或农或牧，拥有相同语言、文化的部落，就将以各自所处的板块为基础进行政治重组，进而形成互相独立的部落联盟了。当这些依照地缘规律所形成的部落联盟，上升为国家形式后，伊朗高原内部诸板块也即将产生属于自己的地缘标签。这一过程，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就已经逐渐完成了。在张骞为汉帝国，带去伊朗高原的信息之时。我们已经有了合适的地缘标签，来为伊朗高原划定核心板块了。也就是说，我们上一节提到的米底、波斯、安息（帕提亚）三个地区，在公元前2世纪时，已经分别出现过影响伊朗高原历史的“国家”了。至于这三个板块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地缘关系，他们的崛起时间又与各自相邻的外部板块有何关联，我们下一节再分析。

一个板块在历史中的表现如何，除了与自身的潜力相关外，相邻板块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比如说蒙古高原的北亚游牧民族，之所以能长期成为欧亚草原的优势者，与他们在东亚的邻居——中央之国就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同样的，当西欧地区崛起成为这个星球上的文明中心后，以东欧平原为核心区的俄罗斯人，也就有机会横扫整个亚洲游牧体系，并成为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绝对主导者了。　　在伊朗雅利安部落进行国家化的过程中，三大核心板块各自的邻居也在不同时期发挥了重要影响力。最先受到冲击的，是高原西端的“米底”板块。这个板块的名字，来源于雅利安部落在公元前7世纪所创立的米底王国。而在米底板块完成土著化过程的雅利安诸部，之所以从部落联盟形式进化到“王国”时代，直接诱因是因为与之相邻的，植根于两河中游的“亚述人”的崛起。　　对于很多对“西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来说，亚述这个名词应该并不陌生。这是一个在上古时代让人望而生畏的军事民族。能够熟练的将“铁”这种金属，运用在军事装备上，是亚述人能够在新月地带崛起的重要原因。而从地缘结构上来看，我们很容易看出，亚述人所经营的上千年的土地，位于新月沃地两大板块：西亚裂谷带、两河中下游地区相接之处。这样的位置，如果实力不够强大，就会成为众矢之的的四战之地；而如果经营的好，也同样有机会从附近板块，多方位的吸收技术优势。并在自身强大后，辐射、控制更多的新月活地。　　当南俄平原的雅利安人，还在以部落联盟的形式，渗透、经营伊朗高原时。在两河中流已经生活了上千年的亚述人，开始厚积薄发般的进入帝国时代了。基于亚述所处的位置，这个军事色彩浓厚的帝国，很自然的会优先将扩目标，定位于整条新月地带。而最终，亚述人也的确做到了。在帝国历史中，他们甚至还短暂统治过尼罗河中、下游地区。这也使得亚述帝国得到了整个北非——阿拉伯板块，最为肥美的土地，接下来的扩张方向，也就无可避免的要指向北面了。　　一个好邻居，可以让你受益颇多（比如技术和经济上）；同样的，一个强势并对你有企图的邻居，也一样有机会成为你自身发展的动力。而米底板块之所以能够在伊朗高原上，率先进入王国时代，更多的是缘于后一种情况。当亚述人开始顺流而上，希望占据亚美尼亚高原，并进而向两侧的安纳托利亚、伊朗高原渗透时。已经视自己为土著的米底诸部，当然是不会坐以待毙的。比起整体呈现低地属性新月沃地，亚述人征服伊朗高原的过程，要艰难的多。伊朗高原的高原特质，很明显会更有利于防御一方。　　与亚述帝国的长期对抗，使得米底诸部推进到了王国时代。也就是说，米底诸部唯有更紧密的联合起来，才有机会抵御住亚述人的进攻。不过，米底人所做的“政治体制改革”，更象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进化。而不是因为拥有了这样的体制，就变成超人了。事实上，米底人之所以能够抵御住亚述帝国的入侵，是因为在高加索山脉的北面，米底人那些留在留在南俄草原游牧的“亲戚”们，提供了重要帮助。在米底崛起的时代，统治南俄草原的雅利安属性部落，叫作“西徐亚人”。　　这些拥有强大机动、军事能力的游牧部落进入伊朗高原，对米底人来说，无疑是战术上的利好。只不过，请神容易送神难的。这些来自草原的游牧部落在帮助整个雅利安部落体系，对抗亚述人时，也同样会对他们在高原之上的亲戚产生兴趣。在米底王国崛起的历史中，西徐亚人就曾经与亚述人短暂结盟，鸠占鹊巢的成为米底人的国王。然而这些在结盟过程中所出现的反客为主现象，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所关心的是他们的种族背景。在主、客两族实际都为雅利安体系部落时。无论哪一方取得了米底王国的控制权，客观上都在为后来波斯族的形成作出贡献。

尽管时代发展到今天，“民主”要比“集权”有市场的多，但公平和效率永远是一对矛盾体。。相比那种各部落都拥有表决权的“部落联盟”时代，王国时代意味着权力将会更集中到王室，以提高效率。当你面对敌人强大压力时，公平原则就会很自然的让位于效率了。将伊朗高原带入王国时代的“米底王国”，正是在这样一个自然规律下，被亚述人“逼迫”着进入王国时代的。　　当伊朗高原西部的拥有地理优势的米底人，联合两河下游，拥有人口、经济优势的巴比伦人，合力击败两河中游的军事帝国——亚述帝国后，米底王国最起码可以有机会，将整个伊朗高原作为自己的后花园了。如果米底人能够在接下来的历史中，做的更好一点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再称呼伊朗高原上这些雅利安人后裔的话，可能就是“米底”族了。然而历史并没有给米底这样的机会，最终为伊朗雅利安人建立共同民族意识的，是来自高原中南部，与米底相邻的“波斯人”。也就是说，本来只是伊朗雅利安部落成员之一的波斯人，通过努力让自己的族名，成为了整个伊朗雅利安后裔共同的文化、民族标签。　　如果从米底板块自身来寻找原因的话，这个板块的地缘位置过于居中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南方已经进入成熟农业社会的两河流域，北方仍在保持游牧文化的南俄草原，以及小亚细亚半岛、伊朗高原中东部，都有实力对米底王国施加压力。说其是四战之地，并不为过。而要想摆脱这种强邻包围的尴尬地位，米底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整合一角，不仅可以增强自身实力，亦可让自己获得边缘优势。而这种整合并不能只是政治上的统治，必须辅以民族意识的统一，以让自己突破的一角从根本上成为自己的核心区。否则仅仅依据军事、外交来维系的“统一”并不能持久。　　能够成为米底王国腹地的区域，很明显是与之地缘关系紧密的，帕提亚、波斯两板块。问题是，尽管在战胜亚述人之后，米底王国已经成为了伊朗高原的主导者，甚至可以说是统治者。但它对于米底以外的板块，做到的只是间接控制。包括波斯、帕提亚在内的高原其他地区，仍然维持着自己原有的政治、部族结构。而这时候米底王国的扩张重心，是在于与小亚细亚半岛（吕底亚王国）争夺亚美尼亚高原的控制权。　　依照“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米底人在没有彻底整合好与 自己地缘关系最接近的板块时，就与在一个实力接近甚至超出的外部板块对角，是十分不明智的。不过，鉴于从进程上看，刚刚由部落联盟进级到王国时代的米底人，显然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和时间来认识到这一点。四战之地的位置，也使得它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外部威胁。事实上，即使米底人不与小亚细亚半岛博弈，也随时有可能受到南俄草原那些游牧的“远房亲戚”的攻击（前面也说过了，这种攻击已经发生过了）。在这种背景下，与米底相邻的波斯人就迎来的自己的黄金期，并最终将自己族名变成了整个伊朗雅利安后裔的共同标签。　　相信在绝大多数人的概念中，波斯二字是与伊朗高原或者现在伊朗国的领土范围对等的。不过象我们所熟悉的华夏、蒙古等标签，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过由点到面的扩大化过程一样。波斯这个标签也同样拥有这样的经历。最初的“波斯人”只是指生活在伊朗高原南部，扎格罗斯山脉东段，以农、牧业为生的几个雅利安部落。与伊朗高原另两个核心板块相比，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地缘结构来看，最初的波斯板块都可以说是偏安一隅。二面荒漠、一面大海（波斯湾）的位置，让波斯人基本不用考虑来自外部的威胁。西北方向与之相邻米底人成为了他们最直接的竞争对手。　　当米底王国在忙于争霸中东时，波斯人终于开始在米底王国的后方插一了一刀，并最终终结了米底王国在伊朗高原的统治地位。事实上，所谓有盛有就衰，风水轮流转的角度，作为与米底同级的核心板块，波斯乃至帕提亚在某一历史时期崛起，并成为高原的统治者都是正常的。问题在于，波斯人显然吸取了米底的人教训，将伊朗高原从王国时代带入了“帝国时代”。　　关于王国和帝国的区别，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划分方法。从中央之国的形成过程来看，这其实是一个集力的意识，又一次集中的过程。与王国时代的统治者，满足于通过间接控制手段，确立自己最高统治权有所不同（比如周朝），帝国的统治者会力求在政治、军事上，控制自己的势力范围。当然，从较长的历史时间段来看，单凭政治、军事手段来控制一个地区，并不能持久。不过，如果你控制的区域，在种族、语言、文化、生产方式等诸多地缘因素上都拥有共同点，地理结构上又同属于一个更大板块的话，那么帝国这种高度集权的形式，便有肋于在这个大板块内加速统一民族意识的形成。类似的现象，相信大家在对秦帝国的客观评价中，找到共鸣。　　对于伊朗高原来说，波斯帝国的建立无疑与秦帝国在中央之国核心区所完成的统一，拥有同等的意义。尤其是当帝国的建立者，在统一内部之后继续寻求外部扩张时，会更有利于新帝国整合出新的，更大的核心区来。这一点，倒是和阿拉伯人常说的“我和我的兄弟联手对抗我的堂兄弟，我和我的堂兄弟联手对抗我陌生人。当没有外人时，我再对付我的兄弟。”是一个道理。好像如果这个世界只是中央之国，那么中央之国内部一定会以次一级的地缘板块为基础，进入分裂状态；而当中央之国不得不时时面对完全不同属性的对手的压力时。大家都会更倾向于淡化彼此之间的差异，以应对共同的敌人了。　　当波斯帝国开始对小亚细亚、新月沃地、中亚，甚至希腊人所在的巴尔干半岛进行扩张时，伊朗高原内部诸板块重新融合的外部动力也就形成了。比三百多年后统一中央之国的秦人幸运的是，波斯帝国成功的度过了“三代”这个危险期。二百多年的统治期（公元前550年——前330年），已经足以让在伊朗高原形成强大的波斯认同了。相比之下，秦人就不太走运了，他们所厚积薄发出来的成果，最终被汉帝国摘了桃子（所以今日有“汉族”而无“秦族”）。　　如果风水只是在伊朗高原内部流转的话，那么作为另一个核心板块，伊朗高原中北部的帕提亚应该是很有机会，诞生出伊朗高原新统治者的。问题是，伊朗高原并不是一个世外桃源，而是一个闹中取静，占据地缘枢纽位置的板块。在这样的位置上，你虽然有机会四面出击，统治周边板块，但更多的时候，也会论为周边板块的扩张对象。不过终结波斯帝国命运的，并不是来自相邻板块的政治体，而是与伊朗高原隔小亚细亚相望的，来自巴尔干半岛的“马其顿帝国”。　　关于亚历山大那奇迹般的征服事业，是欧洲部分所涉及的内容。我们所关心的，主要是亚历山大在伊朗高原——兴都库什山脉北部的扩张。因为希腊人先行一步到达中亚，让后来也渗透中亚的中央之国，有机会在中亚南部与之进行地缘碰撞。而这种碰撞有可能是军事上的对抗，也有可能是文化上取长补短。至于这一切到底有没有发生，又是怎么发生的。与我们多次提到的安息、大夏两国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下一节再解读。